这一改动意味着唐玄宗突出了臣下对君的顺从。

彼损人以利己，不将执此为说，谓人当以供己邪?[1]452刘咸炘回应：此推论之误也。由此观之，刘咸炘之性善论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是宇宙自然一元为善，所谓一元便是宇宙自然万物之生。

刘咸炘以自然一元善证人性善,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在于解决了道德的合法性，即道德何以必要以及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人何故不得不从善?曰：性善，故自然也。[1]446（《推十书·内书》卷二《善恶》）生即自然，善即当然，当然本于自然。若万物则止得一偏，其于天地，犹人之有四肢百体耳。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孟子·公孙丑上》）亚里士多德所谓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

审天下之所谓善不善者，罔不以生为标准。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因此，在经历了与民休息的汉初政治经济政策之后，汉代的国家实力逐渐壮大，汉武帝之后的帝王逐步探索以儒家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以确保大一统国家得到稳定而丰富的儒家意识形态的支持。

在章黄（章太炎和黄侃）学派的主要成员相继离开北大之后，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更倾向于强调科学性和民间性，并在价值上因为疑古学派的形成而试图将国学与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等情感因素剥离。晚清学制的主导者张之洞已经意识到现代教育与经学教育之间的矛盾，试图以存古学堂的建制来弥补新式大学体制中经学的困境。民族-国家体系作为市场交换体系的产物，通过主权、人口和明确的边界确立起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利益主体的地位。虽秦灭六国，建立起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但在精神脉络上，依然保留了礼乐制度的精神。

与儒学所不同的是，国学所指极为宽泛，几乎可以包括古代的所有学问。在国与国之间发生竞争或冲突时，国家通常会作为利益主体。

到了21世纪初，国学研究似乎又有重返晚清时期的问题意识的意味：强调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因此，在19世纪末，推动国学的最重要的团体和刊物就是国粹派与《国粹学报》。值此之际，国家的利益往往会凌驾于国民的个人权利之上。民间的读经运动，甚至企业家借助传统文化来进行自我精神调节和企业管理，都是这个阶段国学热的重要表象。

比如对于连续性的建构在早期的历史著作中就已经十分明显，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这样的作品，就是把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建构成一个连续政治体的发展。1840年之后，中国面对英、法等国的军事打击和经济掠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群体从军事失败中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体系已经无力应付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为了为殖民运动做辩护，军事和经济竞争也伴随着文化和价值的竞争。在不断失败的屈辱中，国学还体现出对未来国家形态中民族价值的坚持。

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文字和度量衡等属于工具性层次的设置，而精神性的因素决定了国家的性格。 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往往伴随殖民运动，这种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重建对于弱势国家而言，则意味着主权的丧失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崩溃。

由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反抗性的思想资源，必然在丧权辱国的悲愤情绪中滋长起来。以国学来取代儒学，还因为清末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传统文化体系的重组。

20世纪20年代国学研究的另一典范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在声名显赫的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的指导下，按后来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先生的说法，走了一条汉学化的国学道路，这一理路呈现出与国际学界的中国研究接轨、合流的新的世界化的研究方法。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学概念得到普遍的关注。传统的中国就是建立在跨文化和多种族的区域之上的，儒家观念为之提供了凝聚和维护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资源，此文明亦以礼乐文明名之。与今文经学的异议可怪之论相比，章太炎的学术研究模式更为接近学科化的西方学术模式。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国学热的兴起则与人们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1911年之后，蔡元培等人干脆取消了大学中的经学科，而将传统儒家的经典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分置于不同的学科之中。

他们实际上已经接受西方文化在军事和经济强势加持下所拥有的优势性地位。由此，这些代表人类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所谓文明国家，对于落后和资源型国家而言，其实是掠夺者和殖民者。

在当下中国，国学可能会被指认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学更多是一种防御性的概念，它所呈现的是人们在现代性冲击之下，对民族性因素消退的忧虑和不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国学热背后的民间推动力量。

这样，欧美的现代化过程常常与以掠夺为标志的殖民运动结合在一起。在殷周革命之后，周公制礼作乐，以血缘为纽带，以亲亲、尊尊、贤贤相结合的方式来封土建国，奠定了周王朝数百年的基础。

以后来成为国学研究典范的章太炎、黄侃学派的文字训诂历史掌故之学为例，其研究突出了中国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延续了乾嘉汉学脉络的学术进路，既与西方传入的分科之学不同，又与现代学术所要求的科学精神相符合。当时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等诸多先生提倡国学，试图提倡一种更为温情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引发了社会上强烈的争议，其关注点是弘扬传统所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但这种对内文明，对外野蛮的体系，并不符合中国人固有的王者无外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在理智上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另一方面，又在情感上加以反思和批判。章太炎的弟子们在民国初年占据了北京大学人文学研究的主要教职，体现了这种研究对民国初年学术风气的决定性影响。

虽然所有倡导国学的人，都会强调国粹无阻于欧化，但这句话更接近于做为他们接引西方文化的掩护。从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即民国之后的北京大学来看，在这种新式的教育体系里，儒家经学的存废成为争论的关键。

同时，在国家内部却建立起包括私有财产合法性、选举、议会等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呈现出巨大的活力。作为康有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对手，他是古文经学的殿军。

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学概念重回人们的视线。这样的历史观念也导致后世的中国历史书写强调不同的政权，乃至不同民族所建立的国家，都是在一个天下秩序下的分分合合。

在发源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下，儒家文明共同体受到冲击。虽然也有提倡国学的人会强调国学指的是民族文化中有活力的因素。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时就强调了要继承中华文明的精神，反思全盘西化，重建文化自信的理念。因此，21世纪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发展之后，确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需要相一致的。

至宋明时期，汉字、儒学、汉传佛教等相继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并通过朝贡体系等构筑起吸引-交换-保护的国家间体系。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虽有许多章门弟子参与，但其研究旨趣并没有完全承袭章太炎学派的风格，他们关注民俗和歌谣等研究，强调俗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的对立

当时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等诸多先生提倡国学，试图提倡一种更为温情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引发了社会上强烈的争议，其关注点是弘扬传统所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风险。说到底，以国学来代替原先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是受到进化主义影响，当时的人们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原先中国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模式。

民间的读经运动，甚至企业家借助传统文化来进行自我精神调节和企业管理，都是这个阶段国学热的重要表象。毫无疑问，历史延续性是儒家的春秋大一统观念的时间性的表达。

(责任编辑：黎姿)